医院“计划生育科”里的已婚女性 计划生育意义转变背后
这几年，计划生育科的工作重心也发生了变化，从“人流”转成了“保胎”。陈素文也感到，相伴三十年的“计划生育”这个词的意义，变得不同了。它不再是具有时代色彩的特定名词，而是更接近词语的本义：“该生的时候要优生优育，同时也要选择一个正确的、合适的生育间隔。”
如今，越来越多的女性更加迫切地想将生育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。陈素文总是在想，或许“计划生育科”，也是时候换种称呼了。
陈素文的工作重心，不知何时渐渐变成了“保胎”。
这需要从更早的时间说起。在更早的时候，计划生育科辉煌过，但现在是大多数妇科医生们不愿选择的科室，更有人简单粗暴地称其为“人流科”。如果说产科是迎接新生命降临，那么计划生育科则标志着一个幼小生命的“失败”、“失去”、甚至是“终止”。
但现在，像其他计划生育科的大夫们一样，陈素文的工作重心变成了“如何治疗那些反复胎停、流产和不孕不育的女性”。
“我总是告诉别人，我不是只做流产手术的。”陈素文说，“我是帮她们缓解生育焦虑，按照女性的自我意愿，去决定生命是否来到世上，或者圆她们一个做母亲的梦。”
在陈素文的诊室里，大多都是“回头客”。陈素文能叫得出每一个人的名字，了解她们每一段怀孕的经历。从这些女性胎停后来做流产手术的那一天起，陈素文的“一条龙保胎服务”已经开始。
从做完手术后查胎停原因、到调理、治疗子宫、再到指导孕前检查，优生优育，最后重新怀孕、长出胎芽和胎心，陈素文参与了其中的每一环。每一位挺着肚子从计划生育科走出、进入隔壁产科的女性，都被她称为成功“毕业 ”。
陈素文会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女性。她会在诊疗时称她们为“宝贝”、“亲爱的”；会用商量、哄着的语气与她们对话。她也会向她们仔细解释每一步诊疗方案的原理：“不要着急，只有先把子宫里的病治好了，才能慢慢怀孕。”
她还从不劝想要生育的女性们放弃。一位瘦削、肤色白皙的年轻女性告诉陈素文，自己有贫血、剖腹产生育了一个孩子，现在想要第二个。经历了三次胎停，她显得困惑又有些绝望。陈素文告诉她得有信心，“很多人都在我这里一直保胎，保不到最后都不能说放弃。”
造成胎停的原因复杂多样。除了慢性病、剖腹产外，过往经历的重复流产也是胎停的重要原因之一。程利南认为，由于曾经性教育的缺失，许多女性不懂得避孕，甚至将“人流”作为避孕手段之一，一旦怀孕就去流产。而现在，当这些女性想要生育时，过去重复流产带来的并发症会很容易使她们发生胎停。
临床上，一位女性一生中做过两次及以上人工流产，就称为“重复流产”。《中国育龄妇女人工流产水平变化趋势及相关因素分析》指出，世界每年大约有9900万非意愿妊娠，其中56%以流产告终。按全球每年流产数量为5590万估计，每千名15~44岁育龄妇女流产次数约35次。
而在中国，全面“二孩”政策后，人工流产数量仍然巨大，每年人工流产例数在900多万例， 其中约有50%是重复人工流产，已育者平均重复流产次数是未育者的1.171（1.098-1.249）倍。预计未来几年，中国人工流产总数将稳定在每年970万左右，人工流产率约为27‰左右。
雪上加霜的是，除了重复流产外，如今，这些女性的年龄普遍超过35岁。程利南表示，胎停的比例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，“当时的第一波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女性，都想赶这个时间怀孕，我们在临床看到很多40岁甚至45岁以后再怀孕，其中有一半的人是胚胎发育不好的，是容易胎停的。”
一位妇产科大夫回忆说，自己认识一位女性，45岁了想要二胎，“拼了老命好不容易怀孕，结果流产了。”这名妇产科大夫记得，她得知消息后，哭得“一塌糊涂”，后来也没再怀过孕。
让“计划生育”回归本义
来计划生育科“上环”的女性变多了。
“上环”指在女性子宫内放置宫内节育器，俗称“节育环”。在近年来很多中文报道的叙事里，“节育环”是独生子女政策下女性身体遭遇“禁锢”的枷锁。许多年轻独立的女儿带着妈妈进入医院，取出体内埋藏多年的节育环，象征着两代女性在多年后，共同拿回属于自己的身体和生育主权。
但女性自我意识进步、性教育普及的当下，“上环”和“取环”的象征意义反而淡化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其实际意义——它不再与时代和政策挂钩，只是回归了其作为一种经济的、高效的避孕手段的本质，供女性选择。
与曾经被迫“上环”后十几年置之不理的女性相比，陈素文认为，如今主动要求“上环”的女性，对自己身体状况敏感，反而是一种避孕和性教育意识提高的体现。“她们完成生育计划了，就采取一种长效理性的避孕措施，”她说。一切都是能掌控的、有计划的。
同样需要回归本意的，还有“计划生育科”。这两年来，陈素文总是会接到别人的电话，问她生育政策放开了，是不是科室要消失了，这让她觉得很无奈。
在中国，“计划生育”四个字有着鲜明的时代感，是连接着特定生育政策的产物，使得人们总以为“计划生育”相当于“流产”、“节育”。
事实并非如此。在国外，长久以来，“计划生育”更多指的是一个家庭内的生育安排——选择合适的生育间隔，生育时间，优生优育，每个家庭都不一样。
在美国，“计划生育协会”也被称为“planned parenthood”。在中国曾经的独生子女政策下，这种被强力干预的家庭生育安排几乎是完全统一的：“生完一个孩子后，所有家庭的计划都一样，都是终止妊娠。”
但现在，陈素文觉得，人们对“计划生育”这个词语的认识或许也需要改变。计划生育科本身或许可以换种称呼——“我们可以叫‘生殖调节’，或“生育调控”，帮想避孕的人避孕，帮想生孩子的人生孩子。这也是与我国现行的生育政策相符的。”
除此之外，就如同“家庭计划”所注重的“家庭”一样，“计划生育”的责任也同样需要落在家庭上，而非仅依靠女性的节育。
程利南认为，男性的计划生育责任一向是缺位的，“也许许多领域都是重男轻女，唯独在避孕和生育领域是重女轻男。”
从节育方式上来说，针对女性的节育手术，可及性更强，而真正提供针对男性的节育手术的医生和机构则较为稀少。社交媒体上，总能看到一些男性想要结扎，到处找男科医生，却没人能做。
实际上，在过去的50年里，相较于女性，男性能使用的避孕方法几乎没有变化。当前，男性唯一能使用的避孕方法只有避孕套和输精管绝育手术。而女性，除了输卵管结扎手术之外，还能使用节育器、皮下埋植避孕针、口服避孕药、和长效避孕针等多种避孕措施。
这种性别间的生育责任不平等，也体现在了妇产科上。尽管先锋的妇产领域理念鼓励男性参与进产科和生育健康中，但一些产房或妇产科科室的门口，仍然有时会写着”男性止步“或者”家属止步“。
许多临床医生认为，这是保护女性在做检查时的隐私和心理安全感，但另一方面，一些专家认为，这同时也限制了男性参与进家庭生育健康的决策中来，导致其对流产、胎停等生育创伤认识不足。
在陈素文接诊的患者中，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曾问她：能不能不要在请假条上写因为流产而请假？那位患者在一个工作日下午找到陈素文。这个女孩是个白领，做着精致的美甲、戴着墨镜、烫着卷发。
她告诉陈素文，自己的上司是男性，不知道怎么解释流产：“我只能告诉他，这段时间得甲流了，要休息十天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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